燕山深处的教育变革

－－河北省承德市以学区建设推进农村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纪实

2007-01-05

　　丙戌年冬，“大雪”时节。3年前带着孩子到城里求学的王艳芹夫妇又带着孩子回来了，她拉着孩子的小手，走进家乡的小学——承德围场县木兰实验小学，深情地说：“没想到，咱山里的孩子也有今天！不用再抛家舍业，这儿的老师教得比城里还好！”

　　其实，比城里还好的学校，已遍及承德的山岭沟壑。因为这里发生着一场空前的教育革命——随着国家教育投入体制的变化，他们大胆革新教育管理体制，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绘出一幅教育区划蓝图，全力推动着一场波澜壮阔的学区建设热潮。

　　引子：祖孙三代求学的地方

　　平泉县石拉哈沟大庙村，地处冀、蒙、辽三省区交界处。记者赶到这里时，已是傍晚。映入眼帘的景象如同一幅水墨画：寒冬的夕阳下，几十户人家错落着挤在山沟里，小村的一头，是一座显眼的小院，两排红砖房中间夹着一排七歪八扭的土坯房。小村的另一头，是一座更显眼、更宽敞的院落，矗立着一栋漂亮的四层楼房，楼前高高飘扬着一面五星红旗。那是一所小学。

　　50来岁的村支书安秉民，指着那排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告诉记者，那是上世纪50年代的村小，他自己就是在这里上的小学。那两排红砖房是上世纪90年代全民“普九”时修建的，是他们村“扒裤子卖袄”换来的。他的儿子就是在那里读的小学。另一头的小楼是实行“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后，国家出钱兴建的，目前有5个村的近千名孩子在这里读书。他的孙子就在小楼里念书。

　　一排土坯房、两排红砖房、四层小洋楼，三代人的求学经历，恰似一部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历史的缩影。

　　上篇:历史的必然 时代的呐喊

　　承德之所以出名，是因为这里有避暑山庄、有木兰围场。但是与避暑山庄的富丽堂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生活在山庄那金砖碧瓦围墙之外人民的贫穷。在承德市所辖的8县3区中，有6个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县，1个省级扶贫县。2005年，承德市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582元。

　　不同的责任 共同的求索

　　2002年以前，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还很薄弱。承德市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也曾上演过“砸锅卖铁办教育”的悲壮一幕，全市虽然于1999年实现了“普九”，但那是全市人民节衣缩食换来的。

　　“普九”虽然使每个农村孩子都有学上，但那是怎样的学校啊！记者案头摆着这样一幅照片：一个黑黑的小煤炉，两排破旧的小桌子，坐着四五个稚气未脱的孩子……股股寒气仿佛从照片中透出来。这是承德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于素伟前些年在丰宁县一所深山沟里的小学拍摄的。于市长把照片交给记者时，脸上仍写满了愧疚和沉重。她说：“当时心里特别难过，炉子燃着，担心孩子被煤气熏着；炉子灭了，担心孩子被冻着。”

　　随着国家政策方针发生改变，靠农民集资改变农村教育面貌已经成为历史。而2002年，国家投入承德除教师工资之外的资金仅有1600多万元，想用这些钱使全市300来所初中、2000多所小学实现优质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事。怎样才能让农村的孩子同城市孩子一样享受优质教育呢？

　　靳宝栓，这位生于农村、长在农村的河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上任伊始，便面临着一场巨大挑战。上世纪末河北省已经实现了基本“普九”，而“普九”后怎么让农村义务教育从“普及”转向“巩固提高”，广大农村的孩子怎样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确定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义务教育政府办，办好教育为人民”，而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怎样才能跟上这种投入体制的变化？这的确是每一位教育行政官员特别要关注的两个重大问题。难怪这两个问题常常让他陷入深思……

　　封志虎，2002年通过竞聘，从围场县一中校长走上县教育局长的岗位。木兰围场——这个在作家笔下发生了许多美丽动人故事的地方，多少年来发生的教育故事却没有一件是美丽动人的。历年中考，围场县农村考生占考生总人数的七成，但考入一中的却只占三成！“可见城乡教育的差距，可见不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就没有全围场县教育质量的提高”，他说。可要迅速改变围场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教育的落后面貌谈何容易！封志虎无时无刻不在琢磨着，探求着。

　　王艳芹，围场县小拨村一位普通的农家妇女。2003年，她的儿子到了该上小学的年龄。看着心爱的儿子，她知道，要让孩子在本村读书，走出大山是不可能的。难道咱农村孩子天生就比城里的笨？她打起行李与丈夫、孩子一起背井离乡，来到毗邻北京的三河县段甲岭，一边打工，一边供儿子念书。

　　教育的不均衡就像一把难以打开的锁链，锁住了贫困农村教育发展的脚步；锁住了农民脱贫致富、走向文明的期冀；也锁住了通向和谐社会的大门。

　　美丽动人的木兰新神话

　　2003年，一个偶然的契机，使像靳宝栓、于素伟、封志虎、王艳芹一样的政府官员、教育官员、农民兄弟姐妹们，找到了打开这条锁链的金钥匙。

　　当年5月，国家财政部为了研究“普九”后基础教育的投资方向，准备在城市和农村分别建立一所寄宿制小学作为研究基地，每所小学投资1300万元。农村小学的试点就选在了围场县的朝阳湾镇小拨小学。

　　1300万元，对围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1300万元按常规可以改造20所小学。尽管许多人心中勾画了更多的教育蓝本，但最终还是建起了这所小学，因为专款必须专用。人们给她起了一个很有诗意的名字——木兰实验小学。

　　2003年秋，占地40亩、可容纳在校生1500人的木兰实验小学拔地而起，赫然矗立在崇山峻岭中。各种教学仪器、文体器材、计算机教室、多媒体教室、专业教室、图书室、学生宿舍、食堂等，都按国家一类小学标准一次性配齐。

　　学校建成后，按设计规模测算，周围9个村的小学生都来这里上学。9所小学合并后，办学优势一下子显现出来！

　　校长——张立，是从原有9位村小校长中竞聘产生的。过去，他所在的小拨村小学，仅有6个班，连他只有6位老师。尽管他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但在1人包1班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实现。现在这位和农民站在一起没什么两样的小学校长，已带领教师们在校本教研中研发了40个“草根课题”。

　　教师——学校从原有的72名教师中优选了45人，并且实现了专任化。山村教师前所未有地感受到崇高的职业感和责任感，人人搞教改，个个搞科研。

　　学区——按照招生规模，县里把木兰实验小学所在的朝阳湾镇20公里以内的8所村级小学全部划归进来，仍不能达到1500人的设计规模。县教育局与相邻的另一个乡——杨家湾协调，把该乡离木兰小学最近的邰家湾小学也合并到木兰实验小学。第一次合并跨乡的村小，标志前所未有的教育区划的萌芽！

　　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实现1500人的小学建设规模？因为只有形成如此规模，才能保证新课改的实施。不得已而为之打破行政区划制定的教育区划，归根结底，只为拥有按教育规律办事的条件！

　　课程——除语文、数学、科学外，学校还开齐了音、体、美等全部课程。一年级开了英语，中年级开了计算机，教育教学水平迅速提高。

　　新课改——由于实现了教师专任化，由“一人多科”到“多人一科”，使新课改的核心理念——“专业引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在这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木兰小学教得好！”渐渐地在十里八乡传开了，甚至传到外省，也传到了带孩子他乡求学的王艳芹耳朵里。她，领着孩子回来了……

　　木兰小学是全围场县、全承德市甚至全河北省第一个辐射范围达40公里，不但打破了村办界限，而且打破了乡镇行政区划的教育学区。这就是承德市的第一个学区。从此，承德市的农村义务教育翻开了划时代的一页。

　　中篇:管理的创新 教育的壮举

　　木兰实验小学的成功，给苦苦寻觅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育出路的人们一个深刻启示：农村义务教育要想实现优质均衡发展的跨越，就必须按照教育自身的规律，打破乡村行政区划，科学地规划一个教育行政区划。

　　教育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带着这样一个启示，承德市的教育决策者们开始重新审视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承德市教育局长徐树清分析道：现行的教育管理体系，是在“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人民教育人民办”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那时候，学校建设的资金甚至连教师的工资都得靠乡村自筹，因此，农村学校的发展也就离不开乡村两级的参与，教育的管理体系也就必然要依附于行政管理体系。这种体制在“普九”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推动农村义务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

　　教育依附于行政，是造成县域内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由于各乡镇经济实力不同，以及各乡村行政领导对教育重视程度的差异，必然导致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说白了，就是谁出钱办学谁说了算，有钱也不能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农村义务教育要想实现“普九”后的第二次历史性跨越，就必须打破行政管理体系的束缚，建立一套完全符合教育自身规律的行政管理体系，即建立区域内的教育行政区划。

　　国家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后，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主要由国家承担起来，对乡村两级的依赖大大弱化。这就为在县域内打破乡村行政区划建立学区、为农村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

　　徐树清用政治经济学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来比喻教育管理体制的变化，他说：“普九”的时候，需要乡村筹资参与，那么这种教育依附行政的体制（生产关系）就适应了教育（生产力）的普及和发展;而“以县为主”之后，乡村筹资参与大大减少，教育投入主要由国家承担，如果还依附乡村，教育就会受到束缚，就会阻碍教育的发展。

　　于是，2004年承德市委、市政府在围场县开始了彻底打破乡村区划、建立县域内教育学区的试点。他们按照交通相对便利、区域位置相对集中、教育资源相对均衡的原则，以人口出生率为依据，将全县划分为12个学区，在学区内建设标准化初中14所、小学67所。并且成熟一个，建立一个，不搞“一刀切”，不搞“大跃进”。目前，已建成8个学区，标准化初中7所，标准化小学15所。

　　紧接着，承德市委、市政府在围场召开了学区建设现场会，在全市推广围场县学区建设的做法，并提出用3年至5年时间在全市建设72个学区的宏伟规划。目前全市已建成41个学区，并形成了县教育局、学区中心校、学校三级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到2008年，全市72个学区将全部建成。

　　2005年，河北省教育厅在围场县召开现场会，推广围场学区建设的经验。不到一年，省教育厅又在承德市召开全省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承德市的经验，决定从次年开始，在全省其他所有设区市的22个县开展学区建设试点。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现场会虽然以省教育厅的名义召开，但出席会议的，不但有各设区市、各县（市、区）的教育局长、基教科（股）长、计财科（股）长，还有全省11个设区市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市长。省政府主管教育的副省长龙庄伟亲自到会并作了部署。

　　在承德市教育局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全市72个学区的区划分布图，图上一条条红线标出的是行政区划，而一条条粗重的黑线，标出的是教育区划。条条黑线自由伸曲，完全冲破了红线的束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教育学区地图，是教育按专业需要，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编制的地图。

　　与时俱进的新项目理论

　　在这张地图的诞生过程中，承德冲破的不仅是行政体制的限制，还有教育自身固有模式的束缚。

　　学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是国家下拨的各种专项资金，包括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项目资金、布局结构调整专项资金、寄宿制学校建设项目资金、义务教育巩固提高项目资金、义务教育工程项目资金等，还有就是市县与这些项目配套的资金。国家对每项专项资金的使用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2001年，国家教育部、财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一个月内完成布局调整规划，并给每一所在布局调整中保留下来的学校编了一个代码。从这以后，国家再拨付布局调整等专项资金时，“只认代码不认人”，业内人士把这一规定叫做“资金跟着项目走”。这就是国家通用的“项目理论”。

　　而2001年承德在作全市布局规划时，新的学区教育理念还没树立，完全是按“县、乡（镇）、村三级办学体制”确定的，等到要按学区体制对农村中小学进行重新布局时，教育局发现一些项目学校需要撤销。而撤销了学校，也就撤销了项目；撤销了项目也就放弃了资金；没有资金，学区建设就成了无米之炊。

　　承德人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如何把国家的各项政策，统一到承德市学区建设的需要上来，是承德人必须面对、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以一个小小承德市的需要去改变国家的政策，用承德人自己当时的话说，叫“难于上青天！”

　　但是再难，承德人打破行政区划的束缚、按教育规律办教育的决心不会改变。2003年，时任省教育厅副厅长的韩清林来到承德围场县实地考察，看完木兰小学的建设后他非常兴奋。当承德市教育局主管基础教育工作的肖振东副局长把这个难题讲给韩厅长听的时候，韩清林说：“学校没了，学生还在；项目资金就是解决学生上学问题的，学生在，项目就应该在。学生走了，项目也应该跟着一起走。”

　　于是，承德人就有了自己的一套“项目理论”：“资金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学生走，把各种项目资金‘打捆’使用！”他们带着这样的理论去上级部门“游说”，很快得到了国家、省各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肖振东说：“原以为不可能的事，没想到竟这么快得到了解决！”

　　按照这种“项目理论”，承德市把国家、省所给的各种项目资金，加上市、县（市、区）的配套资金捆绑起来，开展了大规模的学区建设。

　　黄土梁子学区是平泉县正在建设中的第一个学区，学区覆盖6个乡镇、70个行政村，服务人口10万人。黄土梁子中学是该学区内保留的唯一一所初中，是由区内7所初中合并而成。建设这所中学，需要投入1400万元，在目前已实际投入的1050万元资金中，有600多万元来自上级拨付的各种项目资金，有300万元是该县的教育费附加，150万元是各乡镇政府的财政垫支。在整个工程建设中，没有让老百姓集资一分钱，县乡财政也没有增加过多的负担。钱还是那些钱，老师还是原来那些老师，但农民的孩子所受的教育却发生了质变。

　　一个与百分之百

　　承德贫困山区的农民人均收入只有2500多元，新的学区建成后，大部分学生必须寄宿，而寄宿需要一定费用。在承德，记者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有一个学生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那就是学区建设百分之百的失败”。为不给农民增加负担，承德市目前所有的寄宿小学和初中的贫困生都免收住宿费，但伙食费还不能全免。据黄土梁子中学的调查，学生寄宿后，每年的基本生活费用在千元左右，而年承担1000元生活费确有困难的家庭大约占20%，承担600元仍有困难的家庭约占5%。在这些贫困家庭学生中，有3/4的每年补助400元，即可保证学生不因贫困失学，而其余1/4则必须每年补助600元至1000元，才能保证他们的求学。

　　据此，平泉县出台了自己的“两免一补”政策，除国家免除的书本费、杂费外，县财政每年为20%至30%家庭困难的学生补助生活费400元。5%的特困生除享受财政的补贴外，靠发动社会捐助来解决。在县委、县政府的倡议下，全县688名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与一名特困生结对帮扶。学校还成立了爱心组织，发动教师和家庭条件富裕的学生帮助特困生，还利用中华教育基金、中华慈善基金会等多渠道资金帮助贫困生，使他们的生活费来源基本得到保证。据统计，2006年，黄土梁子中学共补助学生生活费37万余元，平均每名贫困生960余元，没有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负担的增加而失学。

　　县四大班子的领导也非常关心贫困生。2006年入冬前，县政协副主席钱福春专程来到黄土梁子中学。当来到特困生姜鑫玲的床铺前抖开被褥时，钱主席的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一条只有不到一米长的小褥子，竟有20多块补丁；一条被子提起来，能看到被子那边的人影。20天后，钱主席亲自送来200多套被褥，并对校长说：“都是特制的，褥子5斤（棉花），被子6斤，绝不缺斤短两！”

　　学区建设带来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安全。学生离家远了，大部分实行寄宿，星期六得回家，暂不寄宿的学生每天都要有车接送。校车、交通安全成为一个必须保证的问题。对此，承德市专门建立了由教育和交警部门共同参与的校车管理机制，定期对校车排查。

　　记者手中有一张2006年12月6日的一次排查结果：排查中小学校1780所，乘车者人数约1.5万人，检查校车119辆。从2005年开始，承德市就建立了校车准入制度，与交通管理部门一起，对校车交通安全实行了严格的管理。通过交警与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几年来，承德市未出现一起学生交通伤亡事故。

　　 下篇优质的均衡

　　 奇迹的发生

　　尽管承德市学区建设从试点到推广仅仅3年的时间，而且在承德市整体规划的72个学区中，真正建立起来的也只有41个，甚至在已建起的学区中，学校整合、资源整合、教师整合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到位，离承德市那张教育地图所描绘的美景还有很长的距离，但是，这一创举所显现的对县域内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推动力和成效却令人吃惊。

　　背井离乡的孩子们回来了

　　承德市近3年中考成绩迅速提高，高分率由2.58%提高到12.84%，及格率由37.41%提高到58.69%。承德第一个进行学区建设试点的围场县，中考从2004年全市排名倒数第一，到2006年跃居全市正数第一，3年时间可谓“一步登天”。

　　让我们来看围场县中考高分数学生城乡分布情况的变化数据：

　　从数字中我们不难看到，推动全县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在于农村教育教学水平的迅速提高。

　　一位哲学家说过：“偶然之中有必然”。如果说以上数字都是偶然，那么一个个偶然加到一起，得出的结论就是必然：学区建设极大地提高了承德市农村义务教育的教学水平。而提高最迅速的是在原来最薄弱的农村。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存在的巨大差异被迅速缩小，义务教育在县域内不但迅速实现了均衡，而且迅速实现了优质。

　　另一种现象也从侧面说明了这一判断：平泉县2004年至2006年3年间，县城两所初中平均班额分别为69人、62人、58人，而地处农村的黄土梁子中学在校生从最初的1400多人增加到1900多人，其中有约300人是从县城初中回流的。正是城乡教育实现了均衡，农村教育资源实现了同城里一样甚至比城里还高的优质，这些人才会自愿放弃城市的资源而去享受农村的资源，才会使一大批“王艳芹们”领着孩子回来。

　　承德市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不少教育“内行”的教育发展观发生了根本转变。前不久，在省教育厅召开的河北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会期间，一位县教育局长在参观完承德市学区建设之后，意味深长地说：“原来以为要实现城乡之间教育均衡发展会是一件相当艰难、相当漫长的路，看来我错了！”

　　用在刀刃上的资金效益彰显了

　　学区建设首先是使学校达到了一个合理的办学规模。在农村特别是像承德市这样地广人稀的农村，不打破行政区划，摆脱乡村的束缚，学校就无法达到一个合理的办学规模。2002年，承德市共有初中近300所，平均每校在校生670人，其中300人以下的初中占33%。如果不进行学区建设，2006年该市初中校均规模就降为440人。全市有小学2000多所，平均在校生117人，其中60人以下的小学占35%，假如没有学区建设，2006年平均每校只能有107人。经河北省专家测算，规模效益最合理的农村初中应在1200人，小学应为1000人。也就是说，承德如果不进行学区建设，就不能发挥教育资源的最大效益，甚至是在浪费有限的教育资源。

　　办学规模的合理化是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承德为何出现了条件最好的初中在深山，条件最好的小学也在深山这样的“怪”现象，其秘诀就是打破了行政区划而使学校的办学规模扩大，教育的物质资源迅速集中。虽然学生平均占有的资源并没有增加，国家、省、市、县也没有多投入，老百姓也没有集资，但农村孩子所享受的资源总量却比原来多得多。木兰实验小学是9所小学合并的，如果合并前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享受多媒体教学，就要建9个多媒体教室，每个多媒体教室投入10万就要90万元，而那是多大的投入啊，而合并后让每个孩子都享受多媒体教学只需10万元。

　　学区建设使农村在办学条件上赶上甚至超过城市，实现了城乡之间物质资源的高水平均衡。

　　教育管理体制理顺了

　　学区建设使教育的管理体制得到了优化。在围场县采访时，记者听承德人讲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在“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时候，乡镇中心校归乡管，中心校长由乡党委任命，村小学的校长也是由乡、村两级任命。在这样的体制下，发生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一年，某县教育局安排一名公办教师到村小教书，而村里偏偏弃之不用，却宁愿用一个初中没毕业的代课教师，因为那是乡长的小姨子。

　　学区建设使教育管理体制理顺了，使城乡间、校际间的管理水平达到了均衡。

　　学区建设还使管理模式和管理队伍得到优化。围场县教育局领导说，过去学校分散，最远的离县城有200多公里，最长时，全县5年没有开过一次校长会。如今，全县每年都能开一两次校长会。行政管理人员也大量减少。仅围场县乡镇中心校管理人员就由178人减少到98人，四合永学区从原来的10名初中校长中竞争优选了1名校长、两名副校长，从原来的6名乡中心校长中优选出1名学区中心校长、1名副校长。“这样的校长能不比过去的校长管理水平高吗？”封志虎局长说。

　　农村教师的专任化实现了

　　学区建设还使教师队伍得到了优化。平泉县黄土梁子中学，由原6个乡7所初中合并，现有的114名教师，是通过专业知识考试、讲课和平时的教学成绩考核，从原来224名教师中选聘的，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0多岁下降到32.7岁，学历达标率也从原来的80%迅速提高到100%，其中，县级骨干教师50名，市级骨干8名，这样一支教师队伍就是在城里的初中也很难找到。长期以来偏远农村初中教师学历不达标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学区建设使农村教师实现了专任化，从而把教师从繁重的低效劳动中解放出来。

　　王旭，原围场县杨树湾乡大局子村小学教师。她是这样描述过去“包班”情景的：“一天上6节课，学生打架了找我，丢东西了找我，从早到晚忙得就像陀螺，哪有时间认真备课，批改作业？有时明明知道学生学习上有困难，思想上有了毛病，心里着急，可有什么办法，教师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啊！”学区建成后，王旭专教语文，每天两节课，同科的还有4名老师，学校还专门把她送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见习，培训了一个月。王旭说，这时她才知道什么是新课改，才知道教学要反思。

　　教师专任化以后，开齐了国家规定的每门课程，而教师数量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农村教师超编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教师的专任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使农村教育教学质量迅速提高，城乡之间实现了优质前提下的均衡。

　　县以下专业教研队伍形成了

　　学区建设为县以下开展教研提供了人员、编制、体制上的保证。学区建立前，各县只有县级教研室，约20名教研员。建立学区后，每个学区都成立了承担教研和教师培训双重任务的研训室，设教研员3名至4名，形成了县教研室——学区研训室——校本教研的三级研训网络，专职教研人员一下子比原来增加了一倍还多，使教师全员培训得以经常化、制度化。目前，在承德已建成的41个学区中，全部建立了研训室。县以下建立研训室，据说全国尚属首例。

　　学区研训室的设立，扭转了过去教研人员远离教学的局面，使教研真正植根于教学。

　　闫海波，原围场县黄土坎乡中学校长，学区建设中，他所在的初中被并入四合永中学。闫海波到学区竞聘当了一位教研员。他发现老师们对新课标中的“综合性学习”非常茫然，于是就把如何进行综合性学习作为课题进行研究。前不久，他组织学区内语文教师搞了一次“课本剧汇演”，在他的指导下，师生们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把课本分分角色，而是对课本内容进行再创作。在《字典公公》中，孩子们把舞蹈、唱歌、英语等与课本内容融为一体，表演得绘声绘色，不但学会了课本内容，同时还学会了不少舞蹈、音乐知识，学会了创作表演。这就是综合性学习，闫海波说，教学研究如此深入教学、深入课堂，这在过去是无法实现的。

　　学区建设还为校本教研搭建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在木兰小学现有教师中，过去总共有4人次得过县级以下的业务奖项，而建校3年来，有97人次获教学成果、论文奖，其中省级15项、市级35项、县级47项。

　　尾声：一花引来万花开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学区建设不仅在教育的城内结出“红杏”，而且在城外也开出了“梨花”。

　　学区建设使许多农村的小学校舍闲置出来，老师也富余不少。承德按照“改造初中，发展小学；改造小学，发展学前”的思路，把学区建设中富余的教师充实到幼儿教师中，把闲置下来的村级小学改建成幼儿园，使贫困农村迅速普及了学前三年教育。仅去年一年，围场县一下子就建起了130多所幼儿园。目前承德市已建成的41个学区中，学前3年的幼儿的入园率均达到90%以上。

　　围场县苇子沟村原支部书记杨键发告诉记者，过去孩子在村里上学，每家必须有一个大人每天负责接送孩子，给孩子做饭。孩子到木兰小学寄宿后，解放了家长，村民有的出外打工，有的做起小买卖，一年下来，这个才800多人的小村子，就增加收入30多万元。

　　孩子寄宿后，脱离了家庭娇生惯养的环境，过上了集体生活。学区建设，使长期困扰人们的独生子女教育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学生家长刘树梅说：“过去孩子在家时，又任性、脾气又不好，特别不听话。上了寄宿学校后，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又听话、又知道孝顺父母。今年中秋节，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块月饼，他没舍得吃，放假时带回了家，爷爷奶奶拿着月饼，掉下了眼泪。”

　　山还是那座山，人还是那些人，但教育已不是过去的教育。这一切，给记者以心灵的震撼。也许，我们对学区建设的经验挖掘得还远远不够；也许，我们对学区建设作用的认识还不够充分。它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史上到底具有怎样的意义呢？这些，就只有留给历史来回答了。

摘自：《中国教育报》 2007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