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太阳底下最美好的事业
——郑琦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发言摘编

 
    收获最多的是做教师的快乐

　　郑琦：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辛酸，有过困惑，有过艰难，也有过坎坷，但我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

　　我是湖北宜昌当阳市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今年65岁。1958年7月，我从当阳师范毕业，到当阳最偏僻的陈院乡王家塝小学教书，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我曾经在6所乡村小学工作过。从参加工作起，我一直从事语文和音乐教学，并兼任少先队辅导员。退休后，我还担任着5所学校的志愿辅导员。

　　在我47年的教育生涯中，有过辛酸，有过困惑，有过艰难，也有过坎坷，但我收获最多的还是做一名教师的快乐。

　　有一个叫于建明的同学，是学校有名的“小调皮”，老师和家长提到他就直摇头，他自己也破罐子破摔。看到他这样，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一个信念：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未尽责的老师。我找到小建明的父母，说：“让他跟我住吧！”有同事劝我：“你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这孩子哪还教得好！”我暗下决心：“就是一块石头，我也要把它焐热！”

　　我把于建明接过来，细心地照料他的生活，晚上耐心地帮他补习功课，家访时也把他带着，跟他聊天、讲故事。开始，他并不理解，有一天晚上，趁我开会时偷偷跑了。我赶了十多里路，硬是把他从竹林里拽了回来。在坑坑洼洼的路上，我摔倒了好几次，弄了一身的泥巴。于建明终于被感动了。慢慢地，他改掉了贪玩、打架的坏毛病，学习成绩逐渐上升，还成了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

　　后来，我只要听说哪个孩子比较调皮、哪个孩子没人管、哪个孩子上学太远，我都要把他们接到我这儿来。时间长了，我这里总有一群孩子围在身边，有的住一两个星期，有的一住几年。孩子们成了我生活中的小伙伴。他们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从事教师职业：辛劳之后有欢乐，付出之后是幸福。

　　在农村，有些孩子因为家里困难，没能受完义务教育就辍学了。我觉得作为教师，我有责任让这些孩子回到学校。这么多年来，只要听说谁家的孩子辍学了，不管是不是我教的，也不管路有多远，我都要上门做工作。曾经有个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没来报到，下午一放学，我步行了几十里山路，找到她家。可她的家长一见到我就说，家里没钱再供孩子上学了，孩子也不愿意读书了。我费尽口舌，反复劝说，直到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终于有了转变，后来把孩子送回了学校。我几乎每学期都要劝十来个孩子重返学校，并积极向学校反映，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让我欣慰的是，我劝回来的孩子基本上没有再失学。

　　1963年雷锋的事迹报道以后，我被深深地打动了。我和雷锋是同龄人，我想，他能做到的，我通过努力也能做到。作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我不可能像前线的英雄战士那样接受血与火的洗礼，也不能像著名的科学家那样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我可以为教好孩子付出一颗爱心。

　　每当我看到学生胸前的红领巾时，我心里总会涌现出一种神圣的感觉。我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红领巾事业中，组建了“红领巾义务投递站”，创办了“校外少年之家”，设立了“井岗小学红领巾事业基金”。1984年，因为我在红领巾事业中做出了一点成绩，被共青团中央、教育部授予“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称号，并出席了全国首届少代会。

　　2000年，我退休前夕，三个儿女都要我和老伴到城里去住。一想到我就要离开心爱的讲台和可爱的孩子们，我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留恋和失落。我就这样离开吗？真是舍不得。于是，我萌发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在学校附近买间房子，建个可以让学生看书、活动的场所，让那些放学后没人管的孩子们多个好去处。于是，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了，找儿女们凑了些钱，在学校附近买了一处农舍，教育局很支持，把这个活动场所命名为“井岗小学校外辅导站”，后来发展成“桐树垭青少年活动中心”。

　　2002年春天，我听说村里14岁的柳月和继母关系不好，离家出走，辍了学。我和她爸爸跑到城里，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在一家餐馆找到了她。我把她带到自己家，让老伴为她梳洗，缝制新衣服，慢慢开导她；我又找到她的继母，耐心劝导，母女关系渐渐缓和了，柳月终于开口叫了妈妈。现在一家人过得和和美美。

　　我记不清究竟帮助过多少个孩子，有人帮我算了一下，近五年来，我关爱、帮助的未成年人有260多人，到活动中心参加活动的学生有1万5千多人次。我想，这些数字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我能为教育多做点事，能给孩子多一点爱，这一直是我的心愿。

　　现在，我的门口已经挂了7块牌子，有“青少年活动中心”、“关爱帮扶青少年工作站”、“文化科技中心户”等等。我想，这每一块牌子都饱含着组织的重托、孩子们的期望，也是我的一份责任。我虽然退休了，但并不寂寞。因为有了这个活动中心，我仍然和孩子们在一起，我过得充实而快乐；因为有了这些充实而快乐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满足。这个活动中心就是我的家，在这里，我继续做着关爱未成年人的工作，延伸着我的教师梦！